最后的民选支书
村支书是我党最基层的党组织村党支部的书记。村支书一般由村党支部党员选举产生，如有特殊原因则由上级党组织委派，这是如今的选拔规则。
改革开放之初跟这个不太一样。
那时候的村干部都是通过开群众大会选举，公开唱票，透明度相当高。
田维连就是这样被选上的。当时他从部队刚专业，满腔热血，干劲很大。
干了几届之后，干部选拔制度变了，他这种当兵的风格，太过刚正，不太会“当官”，就退了下来。
退下来的田维连，从来没有闲着。他干过苦力，卖过烤红薯，靠着自己的双手和智慧，帮孩子们在郑州买了房。还想法带动村民们一起致富。
他没有什么“要在群众遇到困难时，挺身而出，勇于奉献”的言壮语，总是默默的关注着村里的事情，在群众需要的时候主动站出来，例如给不会玩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社保认证，为不便行走的老人服务上门当作自己的责任和义务！。
疫情防控期间，看到村民排队做核酸，站在太阳下晒着，他就出主意协调让停车的换换位置，让村民能够站在阴凉处排队。事情很小，却体现了一个老支书处处为村民细心考虑的态度。
有人夸他时，他笑着说，“当初老少爷们能够选我当干部是看得起我，我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。“
尽管他早已退役，却始终恪守着“退伍不褪色，我仍是一个兵”的誓言。看到村民收庄稼时，在地里就把粮食卖掉，跟大家说，年年防灾夜夜防贼，粮食安全问题还得靠老百姓自己储存。上海的疫情警告我们，一旦有什么事，等着少数人过来救济的时候，真得饿肚子。
所以，现在仍然有很多人信任他，他选择做什么事的时候，总有人愿意跟着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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